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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高分美剧《美国夫人》完结,在关注女权发展的观众群体中,引发了不少讨论与关注。

不同于常见的女性题材影视剧高呼女性独立或女权口号,《美国夫人》聚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反女权斗士——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和她领导的反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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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夫人》剧照,中间的女性为凯特·布兰奇特饰演的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

《美国夫人》的主线故事围绕着《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简称ERA)的推行与反对展开。ERA为美国宪法的修正案,旨在通过立法形式保障男女平等,为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主要主张之一。本剧的主角,也即美国夫人——菲莉丝·施拉夫利,她以家庭主妇自居,并于1975年组建“鹰派论坛”(Eagle Forum),成为反ERA的主要阵地。菲莉丝以家庭主妇自居,声称ERA的通过会将女性送上战场,并且使女性失去婚姻中现有的权益。

她为何会在女权运动高涨的七十年代发起并领导反女权运动?女权与反女权背后,还深藏着保守主义的回潮。在当下,女权主义的理论与行动仍然伴随着诸多反对与挑战。而透过《美国夫人》,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种种博弈力量,也能映衬着当下世界的转向。而在话语与思潮的论争之下,真正应当受到关注的则是具体的个人。在这一点上,《美国夫人》正是试图在不同阵营的个体中架起一座桥梁,在保守与激进之间寻找彼此作为个体的共同之处,并建立沟通的可能性。只有对于个体的悲悯与理解,才可能超越观念上的攻讦,使沟通成为一种可能。

撰文 | 王一平

上世纪七十年代无疑是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年代。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轰轰烈烈,民权与反战主张在游行中彰显,嬉皮士精神的叛逆在巴黎的五月革命中达到顶端。而八十年代则是保守的,从里根到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盛行,民权运动亦不再是主流。七十年代正是从激进转向保守的过渡期。

政治上,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1975年越战结束,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到1981年里根上台,冷战思维再次大行其道。在文化上,七十年代则是新旧好莱坞之交,《大白鲨》开启大片时代,《星球大战》的崛起则打开了青少年市场,政治与时代命题被包裹进娱乐的糖衣中。在这种背景下,第二波女权运动逐渐展开,在七十年代达到顶峰,而《美国夫人》的故事也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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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七十年代标志性女星黛安·基顿,她常以中性造型示人,代表着当时流行的一种女性形象。

1

反女权主义者:

被革命牺牲的家庭主妇

《美国夫人》的主线故事围绕着《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简称ERA)的推行与反对展开。ERA为美国的宪法的修正案,旨在通过立法形式保障男女平等,为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主要主张之一。该修正案于1971年被美国众议院批准,1972年被美国参议院批准,根据美国宪法规定,该修正案仍需在1979年3月22日之前获得38个或以上州议会的支持方能正式通过。

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等女权先锋们一同在剧中出现的,则是反对者代表,本剧的主角,也即美国夫人——菲莉丝·施拉夫利,她以家庭主妇自居,并于1975年组建“鹰派论坛”(Eagle Forum),成为反ERA的主要阵地。

菲莉丝·施拉夫利在剧中初亮相时是一位失意的共和党政客,毕业于哈佛的她在国防战略上颇有见地,然而政治生涯并不顺利。当ERA作为女权运动的产物出现时,菲莉丝也找到了自己新的政治目标。她以家庭主妇自居,声称ERA的通过会将女性送上战场,并且使女性失去婚姻中现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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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菲莉丝本人照片,右为剧中角色。

“家庭主妇”的身份认同无疑是菲莉丝整个主张的基础与核心。根据研究者对17位支持ERA的女性领袖与13位反对ERA的女性领袖的调查,在支持者中,64.7%有全职工作,35.3%有临时工作或无工作。而在反对者中,仅有30.3%有全职工作,高达69.2%有临时工作或无工作。从这一结果不难推断,家庭主妇对于ERA的反对首先是基于一种对自身既得利益的维护。

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与男性拥有同样的工作权利与工作能力,然而对家庭主妇而言,工作既是对现有生活秩序的扰乱,其教育过程中亦未曾学习过工作所需的技能,因而,工作未尝不是一种挑战。事实上,女权主义者对此亦有所知觉,剧中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便曾说过这样一句台词,“革命总会有牺牲者”,而家庭主妇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次革命的牺牲者。

贝蒂·弗里丹对此亦曾有过反思,在她的《非常女人》(Beyond Gender)一书中,她这样写道,“我们极端反对妻子、母亲角色,反对全身心地依靠男人,养育孩子、充当家庭女性的角色。而事实上,这种角色一直以为是许多女性获得权力、地位和身份的源泉,是她们实现自我目标、自我价值并获得经济保障的源泉——尽管这种角色早已不再那么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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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左为本人照片,右为剧中角色。她被誉为“女权运动之母”(Mother of the movement),著有《女性的奥秘》等著作。

因而,家庭主妇不仅是一种身份认知与社会角色分类,更是美式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符号。对家庭主妇这一身份的维护,某种程度上亦是对于异性恋中产家庭的维护,对于基督教普世价值观的践行。换言之,在这次运动中,家庭主妇正代表着沉默又保守的多数人,当菲莉丝·施拉夫利打破沉默,“家庭主妇”则成为政治筹码。

菲莉丝虽然声称自己是家庭主妇,但事实上,她写文章、办报、参与电视辩论、到各州议会游说,她带领着家庭主妇们完成了向职业女性的转变。“家庭主妇”对于菲莉丝而言已经成为一种游说工具,她使用这一话语以获得保守者的支持,在行动上却并非如此。正如剧中的女权主义者贝拉·艾布扎格(Bella Abzug)对菲莉丝的评价,“她是全美思想最解放的女性之一”。

对于这一矛盾,剧中亦尝试从菲莉丝的个人生活做出一定的解释。在该剧的演绎中,菲莉丝的律师丈夫虽年长她许多,但财力雄厚。菲莉丝政治生涯的展开,既得益于丈夫的经济支持,亦受到丈夫精神上的鼓励与专业上的帮助。由此来看,菲莉丝似乎可说是传统价值的受益者,但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不自主未尝不是一种限制。

更普遍地讲,男性供养女性的传统模式,正是社会构建出的性别分工。当代女性主义的论争中对于这一问题亦进行过诸多探讨,如巴勒特便认为,社会性别不应当被建构为一个固定的身份,而应被视为结果,是身体姿态、动作和不同风格的有规律的重复的产物。根据该观点,“家庭主妇”便是这样一种构建的结果。回到现实层面上,家庭主妇作为一种“结果”,已然稳定地存在着,而如何看待家庭主妇,仍然是当下女权运动所需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2

女权主义者:

黑人、同性恋、共和党

《美国夫人》展现了极为丰富的女性群像,尤其是女权阵营的女性们。被誉为女权运动之母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和广为人知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都分别作为单集主角获得了详实的介绍。随着故事的深入,女性之外,女权主义者的其他身份亦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

如第三集的单集主角雪莉·奇瑟姆(Shirley Chisholm),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参与总统竞选的黑人,同时亦是民主党首位参与总统候选人竞选的女性,她的出现无疑是极具意义的。然而在剧中,无论是女权组织还是黑人团体,都未给予雪莉足够的支持,她的竞选活动因此也常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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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莉·奇瑟姆(Shirley Chisholm),左为本人,右为剧中角色。

真实历史中同样如此,Shirely在日后的回忆中表示,她在竞选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女性所受到的歧视远多于作为一个黑人。她更是特别指出来自黑人群体内部的压力,“黑人男性需要向前,但这并不意味着黑人女性必须要后退”。Shirely的例子正是性别与种族议题的碰撞与融合。

贝尔·胡克斯的女性理论便注意到了黑人女性的双重边缘位置,她提出了女权主义的三分法,认为应当将性别、种族与阶级三个因素合而为一,来考察女性问题。从这三个维度来看,黑人女性无疑都是边缘化的,她们在六十年代积极投身民权运动,然而黑人男性才是这场运动的主角。七十年代,当黑人女性参与第二波女权运动时,无疑同样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命运。因而,1973年,美国黑人女性成立了“全国黑人女权主义组织”(National Black Feminist Organization)。

该剧第五集中的一个细节同样展现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位名为Margaret Sloan-Hunter的黑人女性在这一集中从格洛丽亚主办的《MS.》杂志社辞职。尽管剧中并未呈现其辞职的具体原因,但却向观众展现了选题会上,这位黑人女性被其他编辑无视的场景,某种程度上,她的存在似乎只是出于多样性的考虑,而非对黑人女性的关注。而在真实的历史中,Margaret的请辞亦确有其事。

第五集中同样展现了另一位女权先锋,布兰达·费根-法斯托(Brenda Feigen-Fasteau)的性向探索。作为《MS.》杂志的创始人之一,Brenda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在七十年代多次与菲莉丝进行公开辩论。在该集中,Brenda在一次偶然的艳遇中发现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然而为了避免迎合“女权主义者都是女同性恋”的刻板印象,Brenda选择维持与丈夫的婚姻,并与丈夫一同,和菲莉丝夫妇展开夫妻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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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达·费根-法斯托(Brenda Feigen-Fasteau),左为本人,右为剧中角色。

这段轶事与Brenda的自传亦是相吻合的,她与当时的丈夫于1987年离婚,随后她则与自己的同性伴侣生活在了一起。Brenda的例子直接展示了性少数群体与女权运动之间的分野。1969年的石墙运动标志着同性恋运动的大爆发,不久,同性恋运动内部产生了分裂。女同性恋运动并未完全融入女权运动中,一方面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如女权运动之母贝蒂·弗里丹便曾多次声称自己对同性恋的反对立场,另一方面在女权运动的诸多诉求中,女同性恋议题并不占据主要位置。双方甚至多有矛盾,激烈的女同性恋者甚至直指异性恋女性“与敌同眠”。

吉尔·拉克尔豪斯(Jill Ruckelshaus)作为第六集的单集主角则展示了一位共和党女权主义者的挣扎。作为一位已婚、五个孩子的母亲与端庄甜美的美式中产主妇,Jill的存在本身便打破了大众印象中对女权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其相对温和的立场确实为女权运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同样因为其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她的丈夫在政治竞选中失去候选人资格。(这一原因为剧中推断,并未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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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拉克尔豪斯(Jill Ruckelshaus),左为本人,右为剧中角色。

从以上梳理来看,女权运动与种族、同性恋运动的分野七十年代便已初见端倪。在左翼话语中,黑权、女权、同性恋权益同属“人权”的范畴,因为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三者可以合流。然而当运动继续深入,种族、性别与性向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优先权之争夺,从而走向分裂。而女权运动因其革命性,更是不可能被纳入右翼话语。当运动细化到个体,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女性是一种身份,却并非全部。

3

反女权的“胜利”:

保守主义的回潮

在国会规定的截止日期前,ERA并未获得38个州议会的通过,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与其领导的反女权组织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在里根竞选总统的过程中,菲莉丝公开表示支持,1980年11月4日,里根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九届总统,保守主义在八十年代回潮。

宗教精神与对家庭价值的重视成为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重要精神内核。这一点在剧中亦有所展现,菲莉丝早在未获得胜利以前,便与右翼宗教组织领袖Lottie Beth Hobbs结成同盟。Hobbs领导的团体名为Women Who Want to Be Women (简称WWWW,可直译为“想要做女人的女人”),该团体的主张则是反堕胎与反同性恋。Hobbs本人则在随后成为里根领导下的家庭价值(Family Values)委员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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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夫人》剧照,菲莉丝在反ERA活动中做演讲。

而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保守主义所代表的正如里根的竞选口号一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可直译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话同样是特朗普的竞选口号)。《纽约时报》在1980年的一篇名为《什么是保守主义?》的文章中同样指出了保守主义在八十年代的全面回潮这一现象,在该年的总统竞选中,民主党与共和党都选择了立场保守的候选人。这篇文章更进一步指出在美国社会,右转的五种表现,可简单概括为:经济下行;过度自由对社会公正的损害;民众对政府能力的失望;对传统家庭与社区的担忧;对军事力量的关注。

这五点某种程度上亦可构成保守主义回潮的原因。经济下行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从而导向对新自由主义的需求。越战的失败直接打击了政府的公信力。民权运动在六七十年代发展到高潮,对传统价值发起巨大挑战,男权、宗教、中产社区等固有的社会秩序遭受到剧烈冲击。外部的冷战压力激起民族主义情绪,促成对强势领导人的渴望。在这种背景下,以菲莉丝·施拉夫利为代表的群体,正代表着以往被压制的保守派,他们在七十年代向自由主义发起反击,并在八十年代获得胜利,而里根顺应保守主义的时代潮流,成为保守年代的代表。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保守主义阵营失去了一致对外的动力,逐渐落潮。而2001年的“9·11”事件激起了一致的“反恐”共识,保守主义再次崛起。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尽管奥巴马连任成功,但“医疗法案”的艰难推行已经反映出“大政府”的不合民意与时代思潮的转变。2016年,特朗普当选,右转再次发生。保守派知识分子欧文·克里斯托曾指出,现代保守主义的三大支柱为宗教、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八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起起落落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说法的验证。

与此同时,以女权为代表的左翼思潮同样经历着起伏与变迁。女性主义理论在八九十年代达到高峰,后现代文化进一步消解着传统的性别观念,二十一世纪后,第一位黑人总统在美国出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取得重大进展。到了特朗普时代,从好莱坞爆发的#MeToo运动席卷全球,成为近年来最受瞩目的社会运动之一。

在当下,以女性主义为代表的左翼思潮则被统一包含在“政治正确”的主流话语中,成为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与言行约束,曾经的少数激进派在话语上获得了道德正确的地位。不过,“政治正确”一方面有流于表面之嫌,未必能真正改变社会性的群体观念;另一方面,对政治正确的过分推崇反而引起保守派的攻击,左右之间的交流无法建立,被污名化的“政治正确”亦可能成为一种“不正确”。

而在话语与思潮的论争之下,真正应当受到关注的则是具体的个人。《美国夫人》正是试图在不同阵营的个体中架起一座桥梁,在保守与激进之间寻找彼此作为个体的共同之处,并建立沟通的可能性。这种倾向尤其体现在“美国夫人”这一角色的塑造上。最后一集中,全力支持里根的菲莉丝却并未在其内阁中获得一席之地,怀抱着巨大的失落,这位野心勃勃的反女权斗士像一个真正的家庭主妇一样,在厨房中无声地做着家务。故事在此处落幕,对于个体的悲悯与理解则超越了观念上的攻讦,沟通亦成为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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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夫人》剧照,厨房中的“美国夫人”。

注:文中所附本人与角色对比照均来源于Slate Magazine。

本文参考资料:

【1】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2】王业昭:《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妇女的反女权运动——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社会科学家》,2015年03期。

【3】周晓艳,《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4】庞金友:《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谱系与危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2月20日。

【5】佟德志、樊浩:《美国“政治正确”的语义流变及其三重向度》,《探索与争鸣》,2020年03期。

【6】Moran, Sheila (April 8, 1972). "Shirley Chisholm's running no matter what it costs her". The Free Lance–Star.

【7】CORNELIA CHANNING, APRIL 29, 2020,What’s Fact and What’s Fiction in Mrs. America Episode 5 ? Slate Magazine. 【8】CORNELIA CHANNING, MAY 06, 2020,What’s Fact and What’s Fiction in Mrs. America Episode 6 ? Slate Magazine. 【9】CORNELIA CHANNING, MAY 27, 2020,What’s Fact and What’s Fiction in Mrs. America Episode Final ? Slate Magazine.

【10】Steven R. Weisman , Aug. 31, 1980 , WHAT IS A 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S . The New York Times.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王一平;编辑:张婷。校对:危卓。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责任编辑:方晨露_NBJ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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